作者：褚照锋，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讲师，博士
摘要：产教深度融合是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已有研究缺乏对区域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实践逻辑的考察。基于太仓市的案例分析发现：德资企业集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是产教深度融合的持续动力；地方政府的全方位支持是产教深度融合的有力保障；多样且完备的培训基地是产教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区域职业教育体系变革是产教深度融合的关键所在。这给同层级地方政府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带来诸多启示：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变革为总指引；培育扎根区域现实需求的产业体系；注重巩固基层创新的教育政策供给；打造多样化、实体化运行的产教平台。
关键词：地方政府；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太仓市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职业教育关系着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面对社会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为此，国家层面将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这也是近些年国家围绕职业教育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的重要原因，其中，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是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2014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专门强调，要“以产教融合为主线，建立各级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的制度创新平台，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供制度保障”。2019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有四条专门论述促进产教融合与校企“双元”育人的相关改革举措。2020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也专门强调，要“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用专门章节强调要“完善产教融合办学体制”，紧接着2022年两部门又共同印发了《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强调要“以深化产教融合为重点”，并提出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战略任务。可见，如何有效推进职业教育领域产教深度融合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
然而，回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相关研究发现，已有研究一方面主要强调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必要性，且主要从理论层面辨析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内在机理与应然走向，另一方面则关注国家和地方政府层面产教融合的政策文本分析，概括总结产教融合政策的历史经验与演变逻辑。总之，已有研究相对缺乏对产教融合实践逻辑的审视。基于此，本研究重点关注太仓市政府在职业教育领域推进产教深度融合遵循怎样的实践逻辑、如何推进、有何经验及启示，期待对这些问题的解析有助于提炼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的本土经验，能够为其他地方政府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二、案例选择与研究设计
本研究遵循单案例研究的典型性原则，采用目的性抽样，属于解释性研究，旨在回答太仓市产教融合遵循怎样的实践逻辑进而取得怎样的显著效果。本研究关注单案例研究的“类型代表性”[1]，关注产教融合的普遍要素，因此对其他地方政府推动产教融合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太仓市拥有1所中职学校和1所高职学校，分别为太仓中等专业学校（以下简称“太仓中专”）和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健雄学院”）。我们选择太仓市作为案例，主要基于太仓市在职业院校产教融合方面具有典型性。太仓市从21世纪初开始，围绕“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本土化改革开展探索，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多次获得省级、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其中，2014年，健雄学院的《“定岗双元”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荣获江苏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和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同年太仓中专的《“双元制”本土化应用的实践研究》荣获江苏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和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18年，太仓中专的《校企共建“教学工厂”的探索与实践》荣获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20年，太仓市牵头制定的首个“双元制”职业教育地方标准《双元制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指南》正式发布，并且在2022年成功入选国家标准试点项目。基于此，本研究遵循自下而上的研究设计，通过实地考察调研和借助公开的二手资料，围绕政府、企业、学校等产教融合利益相关者在动力机制、政策支持、平台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等关键环节如何有效融合开展实践，尝试归纳其实践逻辑。
三、太仓市区域产教深度融合的实践逻辑
（一）德企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是产教深度融合的持续动力
2023年是太仓与德国企业合作共生30周年，在这一合作历程中，太仓逐渐构筑起“德企之乡”的美誉。太仓为长江第一大港，并且毗邻上海，拥有良好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吸引了拥有百年历史的德国弹簧制造企业——克恩-里伯斯于1993年尝试性在此落户。这是第一家落户太仓的德企，如今它已发展成为占地5万平方米、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的企业[2]，公司生产的汽车安全带弹簧占据全球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这对后来其他德企选择落户太仓产生了示范效应。如今，太仓集聚的德企达到487家，累计投资达60亿美元，年工业总产值超600亿元，涉及精密机床、汽车核心零部件、新材料、生物医药及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太仓从引进第1家德企到第100家，历时14年，而从第300家到第400家仅用3年时间[3]。太仓拥有的制造业德企数量占全国德企总数的10%[4]，并且有60多家为德国“隐形冠军”企业①，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太仓也在继北京、上海两大都市后，成立了国内第三家德国中心，该中心早在2008年就被中国商务部和德国经济部联合授予全国首个“中德企业合作基地”。总之，太仓成为我国德企投资最密集、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5]。
这些德资企业的聚集无疑需要大量具备高素质、掌握实用技术技能的人才，而通过与本土学校开展校企合作、通过产教融合发展是保证人才供给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正如克恩-里伯斯集团公司董事长斯坦姆博士所言：“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可以从德国选派或从上海等地聘用，而稳定的具有良好素质的高技能人才只能靠当地培养。”[6]这种强大的需求驱动力是产教融合得以真实有效持续推进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对于深度参与职业教育、打造享誉全球“双元制”的德国企业而言，它们从落户太仓时就开始陆续把产教融合的相关理念引入太仓并进行有效的实践探索。比如，最先落户的克恩-里伯斯公司当时非常需要模具工，而彼时太仓的职业院校不能供给符合要求的人才，于是2001年在中德政府的推动下，太仓建成国内首家德资企业专业工人培训中心，由克恩-里伯斯、德国慧鱼、太仓高新区政府和太仓中专共同经营，克恩-里伯斯也由此成为我国首家引入“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德企[7]。截至2022年10月，该培训中心已为太仓累计输送500多名优秀技术工人。此后，太仓同多个部门和协会相继共同建立中德培训中心等十余个“双元制”教育培训基地，成为中国最大的德国职业资格考试和培训基地[8]。
（二）地方政府的全方位支持是产教深度融合的有力保障
太仓中专能够与德资企业开展产教深度融合离不开地方政府，尤其是太仓市各政府部门的全方位协同支持，这主要体现为政府在相关领域的牵头协商和系列政策的颁布。
其一，注重围绕“双元制”教育的深度开展进行持续支持。2021年，太仓市政府印发的《太仓市进一步深化对德经贸合作 打造中德中小企业合作示范区“十四五”实施方案》提出，要优化“双元制”教育发展环境，完善“双元制”人才培养体系，修订“双元制”产教融合实施意见，大力培育“双元制”培训中心、职业技能提升中心，推动产教融合的更深层次发展；2023年，市政府发布的《太仓市对德合作工作要点》也专门强调，要加快打造“双元制”人才培养创新区，完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推动形成产教良性互动、校企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加速“双元制”本土化进程，完善“双元制”研究院运行机制，加大师资培养和资格认证力度，开发培训考试教材，制定一系列本土化标准；2019年的《太仓市“双元制”人才培养专项扶持资金使用办法（试行）》专门提出，市财政预算安排的专门用于“支持‘双元制’教育发展”的资金，年度总规模为2 000万元，在市“对德合作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并且还进一步明确了具体的支持范围和补贴资助额度。
其二，注重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发力。相关支持政策既体现了江苏省、苏州市等上级政府部门的肯定支持，又体现了太仓市政府、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及市商务局等同级部门的协调，这有利于充分发挥政策合力，有效保证政策的落地执行。太仓市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已经持续二十多年，之所以近些年才推出支持的系列政策，是因为这些政策是建立在前期自下而上创新探索的基础上，很大程度上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对前期实践成果肯定的产物，具有显著的服务导向，如今自上而下推出系列政策更有助于发挥政策的辐射作用。此外，太仓市政府在对德合作的相关部门注重干部任用的延续性，服务德企的全生命周期[9]，这无形之中为产教融合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其三，注重由专业人士主导、依托专业机构参与推动产教融合。太仓市在2019年和2020年先后成立了“双元制”教育发展领导小组和教育研究院，负责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相关事宜，并赋予其参与制定相关专业领域政策的权力。2022年，太仓市政府又牵头组建太仓“双元制”职业教育专项调研组，旨在凝聚更广泛更专业的力量推动太仓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这充分体现出专业知识与专业权力相匹配的基本逻辑。总之，这些政策为太仓职业院校、企业参与产教融合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发展依据和行动参照。
（三）多样且完备的培训基地是产教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
太仓市开展产教深度融合育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主要依托校企合作的多样化培训基地。例如，太仓中专的培训基地主要包括校中厂、厂中校、企业学习岛三种类型，分别有3个、8个、43个，总共涉及专业12个、项目14个、合作企业93家、学徒914人，有27位企业导师和195位企业师傅指导学生进行工作本位导向的学习，前后已经为相关企业培养近万名专业技术工人[10]。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太仓市德资专业工人培训中心（简称DAWT）、舍弗勒（中国）有限公司培训中心、海瑞恩（太仓）培训中心、亿迈齿轮培训中心、欧托凯勃（太仓）培训中心，它们属于厂中校的类型。以DAWT为例，该中心为2001年中德两国政府间的合作项目之一，采用德国“双元制”职业培训模式，以德国工商行会的行业标准培训专业技术工人，主要培养模具机械工，具体包括模具制造、机械切割工、工业机械工三个专业，学制三年，直接服务于相应的德资企业。目前，该培训中心由克恩-里伯斯（太仓）有限公司、慕贝尔汽车部件（太仓）有限公司、太仓经济开发区、太仓中专共建。该培训中心采用理事会管理制度，理事会由企业、院校、政府有关人员组成，下设培训委员会和考试委员会。该培训中心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实训情境，让学生感受、体验企业的文化氛围，确保学生在企业车间里通过长时间的实际操作训练后能够直接融入企业生产环境中。培训中心在培养学员方面具有明确的学时要求和相应的能力水平要求，体现出鲜明的目标导向和过程导向。该中心的专业设置内容与企业的现实需求直接相关，并且教学要求参照德国工商行会的标准，由德国专家顾问长期指导。从该中心毕业的学员能取得AHK德国工商行会证书、二级技师证书（模具专业）和学历证书。
这些培训中心之所以能够有效推动产教融合，与一系列完备的保障机制密不可分。首先是多方协同的招生契约机制，即校企共同制定招生招工方案、确定人数，学校、企业和学生家长共同签订培养合同和服务合同。其次是理论与实践融合的学生培养运行机制。在学生培养过程中，“双师型”导师给予全程指导，并且针对不同的培训项目采取个性化的工学灵活交替安排。再次是多主体的学生毕业考核机制。学校评价理论基础知识部分，企业评价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第三方机构德国工商协会和德国手工协会以及地方行业组织也参与专业评估并颁发相应证书。最后是政校企共同参与的奖励机制。其中，学校设立针对优秀企业导师和优秀教师的奖金；企业设立针对优秀教师和优秀学员的奖金；政府针对毕业生、合作企业、合作成果等均给予一定的奖励或补贴，如给予被认定为省级以上的“产教融合型企业”不超过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另外，为了避免培训中心毕业生的就业恶性竞争，太仓市规定由第三方机构太仓欧商投资协会专门予以监督。
（四）区域职业教育体系变革是产教深度融合的关键所在
太仓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离不开区域职业教育体系结构的整体变革，否则仅仅依靠区域职业教育某个环节的变动难以激发出整体功能。这一实践探索本质上契合了国家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方向。2014年，教育部等六部门颁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按照终身教育的理念，形成服务需求、开放融合、纵向流动、双向沟通的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框架和总体布局”，并明确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考察太仓职业教育体系变革可以发现，其与国家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要求高度契合。
其一，太仓不断完善市域职业教育办学体系。中等职业教育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具有基础作用，是未来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为此，太仓市政府专门出台《太仓市中等职业教育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太仓市所属的中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方面都坚持立足太仓、服务太仓：一方面，在专业结构上面向太仓产业需求，比如太仓中专依据两个校区的地理位置，一个着力服务于高新区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一个着力服务于港区港口物流、港口机械等产业；另一方面，秉承中职教育并非职业教育的终点而是起点的理念，推动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融通，创新高技能人才的贯通式、多样化培养路径。太仓中专设有五年制高职专业、职教高考专业、中高职衔接专业、三年制“双元制”中专专业和普通中专专业；健雄学院开设有高职专业、与其他高校合作的“3+2”和“4+0”的本科专业。另外，2015年，太仓的高职学校与同济大学、舍弗勒有限公司联合签署“舍弗勒‘双元制’应用本科（成人）”项目；2017年，太仓市开始创新性探索中德合作“双元制”本科项目，由太仓市人民政府、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德国巴登符腾堡应用技术大学、太仓欧商投资协会四方共同实施，采取“1+3”的培养模式，其中，第一年完成基础课程学习，后三年按照德国“双元制”培养模式，直接为德企“量身定制”培养高层次技术管理人才，所设专业为德企需求的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专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本科项目实施过程中，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2021年，西北工业大学太仓校区和西交利物浦大学太仓校区开始探索“双元制”模式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其二，太仓市注重职业教育领域相关标准体系建设。太仓市在推进产教融合的过程中注重相关标准体系建设，这是后续保障产教融合规范开展与推广的重要举措。例如，2018年太仓中专开发了《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简明工作手册》和《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工作考核标准》，2020年苏州市在此基础上颁布《双元制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指南》，随后又发布《双元制职业教育师资队伍人员能力要求及评价规范》。尤其是在中德专业技术人才评价互认方面，太仓市联合德国工商协会、德国手工协会、太仓欧商协会打通中德互认通道，制定出台德国职业资格比照目录和中外人才评价证书互认目录，并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不同专业方向的评价标准。另外，在不同专业的培训中心建设、课程教材建设、学时安排、师资配置及毕业考评等方面，太仓市既尊重不同专业的灵活性，又有相对的标准规范，如太仓中专开发的工作本位导向的模块化课程[6]。需要强调的是，企业参与了其中60%以上的职业教育课程开发[11]。
四、太仓经验对地方政府推进区域产教深度融合的启示
（一）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变革为总指引
太仓市产教融合卓有成效的关键是将产教融合作为核心要素嵌入到区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系统变革之中，反过来更加持续有效地推动多层次、全方位、高质量的产教融合。太仓市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变革为总指引，明确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发展，推动中专、高职、应用本科、专业硕士各个阶段的完善贯通，同时在不同阶段实施“学历+（与国际接轨）技能”证书，为学生提供面向国内外市场的学历提升和技能实训机会，让学生通过职业教育能够切实感受到个人职业生涯的进步；明确职业教育办学主体的多元协同，注重政府主导牵头，协同政府职能部门、职业院校、企业等共同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各个环节，在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课程体系建设、考核标准评定及专业群建设等方面充分体现各个方面的有机衔接，尤其是在课程资源建设方面深入探索，注重系统总结，可以说触及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实质内容和真正难点[12]。
此外，体制机制改革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尤其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相关制度建设还不健全，仍处于探索阶段，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13]。太仓市高度注重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的体制机制创新，开创性地进行试验并及时巩固经验，实现制度化。在巩固中等职业教育地位方面，太仓市专门出台针对性的支持举措；在职业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体现跨区域、跨部门、跨国际资源的优化整合；在专业贯通发展方面，统筹推进区域内中高职分段一体化培养；在相关标准规范建设方面，引进国内外第三方机构的参与；在治理模式方面，注重协商治理、契约治理、项目治理的推广实践；在课程教学方面，注重工学交替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建设。总之，太仓市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并非孤立地开展，而是系统化、体系化地深入推进，为其他地方政府扎实推进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培育扎根区域现实需求的产业体系
产教融合是世界各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普遍特征，并且体现出与区域产业需求互为一体、共荣共生的特点，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离不开培育扎根区域现实需求的产业体系。唯有区域产业具有现实需求的驱动，才可能出现区域产教融合的可能；唯有区域产业形成体系，才可能促使区域产教融合的持续。太仓市首先是成为德资中小制造业的聚集地，之后才出现德资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格局，逐步形成产教深度融合的生态。因此，地方政府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并非一味地仅仅督促职业教育一端的变动，而需要跳出职业教育，首先培育起扎根区域现实需求的产业体系。
地方政府培育产业体系需依据国家发展战略导向，构建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注重实体经济重要作用、实现主要生产要素协同作用、充分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物质技术成果、实现产业深度融合、绿色低碳、开放共享的总体特征[14]。因此，地方政府可以发挥区位优势、资源禀赋，抑或大力引进在某个产业分工的细分领域，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进而依托细分领域的产业链逐步形成产业集群。例如，太仓市依托毗邻上海的优势和港口优势，前期偶然引进德国中小制造业，但是后期抓住机遇不断探寻，围绕供给侧需求深耕高端数控机床、汽车核心零部件、功能性高分子材料等产业，进而引育到产业链的“链主”企业，并逐步形成高端设备、先进材料、现代物贸等产业集群，聚集众多“隐形冠军”企业。如果区域职业教育对接的产业体系有活力、有动力、有需求、有前景，那么作为关系区域产业人力资源供给的一端，产教融合育人将会变成双方互利共赢的共同取向，此时地方政府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将会更加具有针对性，也会避免出现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各种“对接”的虚化现象。
（三）注重巩固基层创新的教育政策供给
制定教育政策是地方政府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重要举措，通过政策能够引导、约束、激励相应行为的产生。然而，不少地方职业教育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并不理想，甚至沦为一纸空文。有研究统计分析29省省域层面的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政策发现，有些政策落实缺乏“实”招、政策创新缺乏“新”招、政策供给缺乏“硬”招[15]。这与不少地方政府职业教育政策供给的逻辑有关，一般表现为更多采用自上而下的政策供给逻辑，并且较大程度上存在简单照搬、模仿上级或先行地区政策的问题，进而导致政策执行缺乏本地化根基而难以有效执行、发挥效力，从而挫伤基层办学的积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职业教育的系列重磅政策颁布是全面深化改革在职教领域的重要体现，而产教深度融合是职教领域深化改革的重要表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央通过的改革方案落地生根，必须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16]。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越重，越要重视基层探索实践[16]。太仓市推进区域产教深度融合的政策供给具有典型的基层大胆先行先试，针对现实运行中的真问题逐步完善的特点。例如，最初是基层政府秉承服务导向牵头协商多部门形成具有自我契约机制的文件，并且这些文件具有针对性、延续性、累积性的鲜明特征，可以说是对基层多年实践经验的巩固，随后这些文件经过上级认可推广，产生扩散效应，这属于典型的“地方政策创新—上级采纳—推广实行”的扩散模式[17]。事实上，基层政府作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政策创新探索方面具有较大的空间，掌握着信息源，是职教政策的首创主体，理应发挥主动性作用。地方政府可以围绕产教融合开展项目试点探索，在实践运行中不断完善相关支持政策，巩固改革经验，逐步形成与区域相适配的政策供给体系。
（四）打造多样化、实体化运行的产教平台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是一种产业系统与教育系统和谐共生的复杂适应系统，具有开放性、相对独立性与适应性，内含场域复杂、属性复杂、主体复杂、内容复杂的复杂特性[18]，因此，构建整合这些复杂特性的产教平台显得尤为重要。太仓市产教融合得以有效实施，离不开多样化、实体化运行的产教平台这些重要载体，并且依托这些平台构建起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太仓市产教平台的多样化体现在职业院校与一家或多家企业以及德国工商行会等部门合作共建，结合不同专业构建不同运行模式的产教平台，有教学工厂、培训中心、培训点等，并且配套建设相应的多样化治理模式。这些产教平台的实体化主要体现在完善的制度体系建设上：一方面，在学员招生、培养、考核方面具有明确的规范要求，确保每个环节的运行有相应的依据；另一方面，针对参与的学生，有一定的薪酬待遇，针对参与的学校、企业，有相应的、明确的扶持政策和财政补贴，以形成利益共同体，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陆续被评为江苏省产教融合型企业，截至2023年，有巨浪凯龙机床（太仓）有限公司、欧托凯勃汽车线束（太仓）有限公司、奕瑞影像科技（太仓）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位于省内前列。
地方政府借鉴太仓市的经验推进产教平台建设，一方面可以尝试从激励性政策入手，其中要明确激励的产教平台建设的类型、标准以及成本运行、收益分配机制，以此调动企业和学校的积极性，并鼓励其大胆尝试；另一方面产教平台运行的具体环节，尤其是课程教学安排、“双师”队伍组建、学生毕业签约、实训成果考核等方面要予以明确规范。同时，产教融合平台的治理机制需遵循多方参与、共同协商、风险共担及利益共享的治理原则。
引用格式：
褚照锋.区域产教深度融合的实践逻辑及其启示——以太仓市为例[J].职教通讯,2023(10):17-24.
